坐在商報記者面前，20出頭的陸蕭蕭說，“我也知道賣山寨貨不對，但是一個售價200元的皮包，竟讓我賠償上萬元。”幾句話不到，她又開始落淚。
陸蕭蕭何許人也？10天前，LV以商標權侵權為由，先后將小商戶，以及重慶新港城（香港）購物廣場有限公司（下簡稱“香港城”）告上法庭，兩個案子共索賠60萬元。昨日，商報記者輾轉聯(lián)系到了黃濤、楊茜和陸蕭蕭，他們都是本次被LV在香港城查出銷售山寨品的商戶。
黃濤說，“為什么銷售價共計四千多元的商品，就索賠30萬元？如果我們實在湊不到錢，又將面臨怎樣的命運？”
患“皮具恐懼癥”的少女
2005年，高中畢業(yè)后的陸蕭蕭從老家中梁山只身來到重慶打工，幾個月后，在老家務農(nóng)的父母湊了約2萬元錢，讓她在香港城租了個柜臺，主營小飾品。
“我每月辛苦經(jīng)營大約能賺到5000元左右，我還打算明年能用攢下的錢，再租一個柜臺。”陸蕭蕭告訴商報記者。
當然，她如此打算的前提是沒有遇到10天以前的那場官司。
就在大約10天前，國際知名奢侈品品牌LV委托北京羅杰律師事務所的律師，將香港城商戶以售假為由，告上法庭。
據(jù)LV方面的代理律師告訴商報記者，他們以假扮顧客的方式，從香港城內的商戶處購買到了總價格在4500元左右的假冒LV皮具。以此為證據(jù)，決定通過司法渠道向法院起訴總額60萬元的賠償款。其中30萬元賠償款針對其中一個售假較真的商戶，剩余30萬元賠償款針對商場管理方重慶新港城（香港）購物廣場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售假的商戶。
而在約4500元的總共16件皮具中，陸蕭蕭擁有的柜臺“貢獻”的是一款售價200元的錢包。
“剛開始，我并沒有覺得事情有多嚴重，一方面我的主營商品不是皮具，這個錢包還是應熟客的要求，進貨的時候順便帶回來的；另一方面其價格并不高，而且我已經(jīng)意識到了錯誤主動道歉，承諾以后不再賣了。”陸蕭蕭說，但她沒想到的是，自己賣了一個包就讓LV公司“受到這么大的損害”。
“我感覺自己甚至患上了‘皮具恐懼癥’，一看到皮具我就害怕，你看看我柜臺上，所有皮具都已經(jīng)被我處理掉了。”陸蕭蕭指了指她身后的商品柜臺。
訴訟牽扯下的命運轉折
比起陸蕭蕭而言，同樣是LV本次狀告對象的原香港城商戶黃濤，則需要承擔更為嚴重的后果。
“在收到LV公司給商場的警告信后不久，我就收到了來自商場管理方的解除合同通知書。”據(jù)黃濤回憶，盡管在此之前，商場管理方已經(jīng)連續(xù)多次通過開會、公開告示、多種形式的培訓等方式告知他們商戶不能販賣山寨商品，“但當時確實存在一絲僥幸心理，覺得一些時尚都市滿大街都是這種商品，既然有市場需要，就在進貨時讓批發(fā)商發(fā)幾個來試試，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。”
他沒想到的是，作為第一批入駐香港城的商戶，盡管過去7年，他一直跟香港城合作非常愉快，但遇到這樣的事情，作為商場管理方，香港城方面還是堅決將他“請”出香港城。
“離開香港城后，我一直在尋找各種商場和合適的經(jīng)營場所，但管理好、人氣高的商場，入場成本太高，進場要求也高；而入場費用較低的商場，要么人氣低，要么購物環(huán)境和管理較差，這么久了就一直沒有找到適合我去經(jīng)營的商場。從我內心還是希望想入駐香港城，但我知道已經(jīng)沒有機會了。實在不行，只能擺地攤當‘游擊隊’了。”黃濤告訴商報記者。
據(jù)商報記者了解，在去年收到LV的代表律師的警告函后不久，商場管理方已經(jīng)將大部分涉事商戶“清理”出了商場。
繼續(xù)留在香港城的商戶中，楊茜目前已經(jīng)將商品業(yè)態(tài)轉型，而60歲的下崗工人張向則因涉案，氣急之下住進了醫(yī)院。
“之前確實是我們疏忽，并未意識到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后果，現(xiàn)在我們也知錯了，唯一希望爭取到的就是一個改過的機會，而不是被一竿子打死。”黃濤說。
在黃濤們看來，作為一個小商戶，他們此前做夢都沒有想到過，遙遠如LV一般的國際奢侈品巨頭，會將維權的大錘砸向他們，“直到這一切真實發(fā)生，才感到追悔莫及。”楊茜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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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V曾起訴“秀水街” 索賠50萬獲賠2萬
事實上，早在2005年，LV公司就曾為同樣事由，向北京市二中院起訴當?shù)刂臅r尚購物廣場“秀水街”。同時被起訴的還有商戶潘某。
而商報記者查閱北京二中院公示的判決書顯示，LV公司接連兩次以公證形式向潘某購買帶有LV商標的女包。北京二中院審理后認為，潘某和“秀水街”構成共同侵權，但LV公司索賠50萬金額過高，根據(jù)案情，酌情判決兩被告各賠1萬元。
討論
商場管理方的權責邊界
在這樣一場“螞蟻對大象”的爭議中，商場管理方究竟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，又該付出怎樣的代價？
“作為香港城的經(jīng)營管理者，為了防止商場內出現(xiàn)侵權商品，我們不僅為經(jīng)營者規(guī)定了嚴厲的違約責任，要求他們簽署書面承諾，而且設置了相應的檢查機構，采取了相應的檢查措施，對他們進行相關的培訓，甚至主動邀請相關部門對商場進行檢查。我認為，我們已經(jīng)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，制定和落實了相關的管理制度和職責，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”重慶新港城（香港）購物廣場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日前在接受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。
而按照其給商報記者提供的文本原件顯示，香港城每個商戶在進場時，商場管理方除了要跟他們簽署正常的“租賃協(xié)議”外，還會專門與經(jīng)營者就保護知識產(chǎn)權的問題簽署一份“補充協(xié)議”，并約定了各自的違約責任，與此同時，雙方還會簽署一份“誠信經(jīng)營、優(yōu)質服務承諾書”，要求商戶承諾不在市場內銷售假冒偽劣及侵權商品。
“在這樣的案件當中，商場方確實處于很尷尬的地位，他們跟商戶存在的是相對平等的租賃關系，如遇到商場內有商戶占道、不規(guī)范經(jīng)營等行為，商場存在管理義務，但對于商戶所售貨品的真假、優(yōu)劣、價格等，通常情況下，商場并無權干預商戶的經(jīng)營自由。”重慶志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浩認為，畢竟，消費者是直接與商戶發(fā)生關系，而商場是游離在交易之外的。
在他看來，LV此舉，是把打假的義務強加給商場方。盡管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(guī)及相關司法案例確立了市場經(jīng)營者對市場內業(yè)戶的侵權行為承擔相應責任，但是，任何權利、義務及責任都是有合理界限的。“作為市場經(jīng)營者的管理義務同樣也不是無限的，而是應在其合理的注意義務內承擔相應的責任。除非LV發(fā)現(xiàn)售假之后，告知商場方，而商場方在知情的情況下，并未進行阻止，才需要承擔相應的管理責任，一旦有證據(jù)顯示商場方曾對不法商戶進行過干預，針對商場方的賠償訴求就很難成立。
“這就好比物管公司跟租戶的關系，物管公司有義務告知租戶不要從事違法犯罪行為，而一旦租戶作出了不法行為，從法律上講，很難去追究物管方的責任。”一不愿具名的重慶法律界資深人士告訴商報記者。
“依據(jù)過往案例，法官不可能完全采信LV方面提出的賠償金額，我們現(xiàn)在也只是基于司法層面的討論，而商場方的管理義務的邊界在哪里、商戶的賠償金額如何判定，最后還是要取決于法官的綜合多方面的因素后所作的自由裁量。”多名資深律師在就此案接受商報記者采訪時坦言。
縱深
賠償金額標價怎么算
“盡管涉及到的售假數(shù)額不算很大，但考慮到LV作為一個國際奢侈品牌，這樣的行為已經(jīng)對該品牌的品牌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損害，所以才會就共計4000多元的商品，提出共計60萬元的賠償金額。”LV方面代理該案的律師告訴商報記者，“綜合各項因素考慮，60萬元的賠償標的是合情合理的。”
“對于此類侵權案件的賠償金額判定，主要是考慮兩方面的因素，一是商戶出售商品獲取的利潤有多大，二是對于侵權對象造成的實際損失有多大。”重慶志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浩昨日在接受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。
在他看來，就此案而言，根據(jù)LV方面提供的證據(jù)顯示，商戶方通過售假獲取的利益并不大，那么LV索賠的主要依據(jù)應該是來自于對品牌造成的影響，“但這種影響從客觀上講，很難舉證，在無從舉證的情況下，LV提出的這個數(shù)字，顯然高于商戶應承擔的金額。”他說。
“我國商標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于山寨侵權確實存在法條規(guī)定，但賠償金額的判定則主要是根據(jù)商戶獲利程度和品牌持有者的損失程度，而這兩方面的情況都很難在證據(jù)上體現(xiàn)出來，這從客觀上導致，過往類似案例的判決，在售假規(guī)模和情節(jié)都不是特別嚴重的情況下，賠償金額都不會超過商戶售假產(chǎn)品的總價值。”中豪律師集團資深律師馬海生昨日告訴商報記者，盡管對于LV這樣的知名奢侈品品牌而言，法院最終基于對品牌形象方面的考慮，判決的實際賠償金額可能會適當高于售價產(chǎn)品的總價值，但絕對不可能達到幾十萬之巨。
“LV要價60萬元明顯是為了‘殺雞儆猴’。”重慶森達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葛斌向商報記者表示，“這已超出了司法討論的范疇。”
編后
悲情并不等同同情
LV的殺威棒前，售假者的眼淚在飛。但是，悲情并不等同于同情。
這個故事的悲情色彩也自有邏輯——售假4500元左右，被索賠60萬元，對于月收入可能只有數(shù)千元左右的小商戶，數(shù)十萬元的賠償，可能是經(jīng)濟上的滅頂之災。問題在于，我們不鼓勵售假行為，也義正詞嚴地反對售假。的確，只有徹底地絞殺售假的環(huán)境，依靠有關部門的監(jiān)督，以及消費者本身的意識覺醒，我們才能減少悲情。（應采訪人要求，文中涉及商戶名字均使用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