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6月6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并發(fā)表重要講話。他強調，改革要堅持從具體問題抓起，著力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實效性，著眼于解決發(fā)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，把有利于穩(wěn)增長、調結構、防風險、惠民生的改革舉措往前排，聚焦、聚神、聚力抓落實，做到緊之又緊、細之又細、實之又實。

　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克強、劉云山、張高麗出席會議。

　　會議審議了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》和《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》，建議根據(jù)會議討論情況進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報批實施。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》、《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》和《關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方案》。會議還部署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工作。

　　習近平強調，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、完善司法責任制、健全司法人員職業(yè)保障、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(tǒng)一管理、設立知識產權法院，都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、制度性措施。試點工作要在中央層面頂層設計和政策指導下進行，改革具體步驟和工作措施，鼓勵試點地方積極探索、總結經驗。中央有關部門要支持司法體制改革工作，幫助地方解決試點中遇到的難題，確保改革部署落到實處。試點地方的黨委和政府要加強對司法體制改革的組織領導，細化試點實施方案，及時啟動工作，按照可復制、可推廣的要求，推動制度創(chuàng)新。

雙重意義：

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雙重意義

京華時報

　　為知識產權設立統(tǒng)一的法律環(huán)境，已是當務之急。既培養(yǎng)專才，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過度干預，知識產權法院才能既發(fā)揮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中國創(chuàng)新，又推動司法改革的雙重意義。

　　6月6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，改革重拳迭出。其中，《關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方案》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性、制度性措施之一，將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“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，健全技術創(chuàng)新激勵機制，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”的改革方向，變?yōu)閲覍用娴木唧w行動。

　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現(xiàn)實針對性在于，一方面，在世界范圍內，中國已是知識產權的主要生產者和擁有者，2009年，中國成為世界商標第一大國，2011年，中國成為專利申請第一大國。但另一方面，圍繞知識產權的糾紛也成倍增長：2009年-2013年，全國地方法院審結的知識產權一審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案件就多達10萬件。另有統(tǒng)計顯示，2013年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中，有近半涉外。其實，在公眾的日常經驗中，知識產權侵權的現(xiàn)象也非罕見。商標冒用、仿用，學術抄襲等事件，屢見不鮮。

　　知識產權保護落后于知識產權產出的危害性極大。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力保護的后果，是無論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，均得不到合理估值，這不僅會抑制生產，而且會讓劣幣驅逐良幣成為市場的顯性規(guī)則，從而破壞社會的信用環(huán)境和基本秩序。

　　當下，中國已進入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均需轉型升級的新階段。轉型升級不僅需要資金的支持，更需要普遍的創(chuàng)新精神的激揚。如果不能讓知識產權發(fā)揮應有的作用，那么不僅創(chuàng)新這一前提條件無法具備，還會鼓勵資金等要素資源的錯配。

　　實際上，中國一直在持續(xù)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。加大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懲處力度，專門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，試點知識產權“三合一”審判等，都體現(xiàn)了制度上的努力。但實踐也表明，其中仍然存在不少漏洞。

　　比如，民事、行政、刑事的分類，有可能導致從事實認定到審判法度的不一致，而不同地區(qū)由于地方利益訴求不一，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認識和執(zhí)行也可能大相徑庭。寬對本地商品而嚴對外地產品，很可能是自然選擇。

　　為知識產權設立統(tǒng)一的法律環(huán)境，已是當務之急。因為，只有剛性的法律制度才能超越地方利益，統(tǒng)一司法標準，才能為知識產權保護設置最明確的標準，劃出界線。專門和相對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，也是國際社會知識產權保護的通行經驗。

　　當然，知識產權保護具有專業(yè)性高的特征，因此，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對于其組成人員的素質也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既培養(yǎng)專才，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過度干預，知識產權法院才能既發(fā)揮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中國創(chuàng)新，又推動司法改革的雙重意義。（特約評論員徐立凡）

20年探索：

知識產權法院20年探索終見成果

東方早報

　　知識產權法院一條蜿蜒延20年的探索之路終于即將抵達終點。

　　昨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，審議通過《關于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方案》。就在5月13日，早報即在A8版整版報道《上海申請率先建知識產權法院》。

　　早在1993年，國內首個知識產權庭在北京市中級法院成立。

　　1994年，最高人民法院發(fā)布通知，指出知識產權案件較多的大中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及高級人民法院，可以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。

　　最高法院則在1995年1月成立了知識產權審判辦公室。1996年成立知識產權庭，將原來分屬民庭和經濟庭管轄的全部知識產權案件統(tǒng)一由知識產權庭審理。

　　1996年，上海浦東法院成立的知識產權庭試行“三審合一”，即把涉及知識產權的民事、行政和刑事案件都納入知識產權庭審理范圍。但直到2008年，浦東知識產權法庭“三合一”的模式才在上海全面鋪開。

　　2002年，按照當年的司法改革思路，最高法院的知產庭被取消，改名為民三庭。

　　轉機出現(xiàn)在2008年，《國家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綱要》發(fā)布，提出“研究設置統(tǒng)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、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專門知識產權法庭”。一年后，最高法院批復同意多個法院開展“三合一”試點。

　　2009年3月2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下發(fā)《關于貫徹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若干問題的意見》。從此，全國的知識產權審判走向專業(yè)化，但并未涉及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層面。

　　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。

　　繼2013年12月初，江蘇、廣東陸續(xù)傳來推進試點的消息后，今年年初北京、上海法院也相繼釋放申請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信號。（王卉）